曾娟总是从叠被子这样的小事做起，教会戒毒人员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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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赵文蒋京洲文/图

　　

　　人物小档

　　

　　曾娟

　　

　　1982年9月出生，四川江油人，中共党员，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HIV专管大队大队长。“曾大队，抱一下可以吗？”一名艾滋病戒毒人员出所前，转过身来向曾娟说，“好，来抱抱。”曾娟笑着回应道，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作为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下称省女所）HIV专管大队大队长的这几年，曾娟对于艾滋病的了解日益深刻。2001年，从法律文秘专业毕业到省女所工作。对于艾滋，曾娟只是知道这种病“会传染，会致死”。2010年，进入HIV专管大队，曾娟不仅要说服自己克服对于艾滋的恐惧，也要向队上的其他民警灌输正确的艾滋病管理观念。

　　

　　参加工作17年，一半的时间都在和艾滋病戒毒人员打交道。因为她的努力，HIV专管大队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曾娟坦言，对于家人，她有所亏欠。母亲去世时，她一边上班一边照顾，没能时刻陪在身边；2004年儿子出生，这么些年，她只陪着儿子过了三个春节。

　　

　　从零开始她学着和HIV打交道

　　

　　管理艾滋病戒毒人员，不仅要应对她们身体的疾病，更要关注她们的心理。许多戒毒人员因为得了病自暴自弃，使得这个群体的管理成为了省女所里难啃的“硬骨头”。

　　

　　“有的戒毒人员觉得，反正我时间也不多了，还在乎这么多干嘛，索性谁也不怕。”曾娟告诉记者，专管大队成立初期，经常有戒毒人员闹事，管理难度很大。曾娟也直言，当时认识不够，对于这种集中管理的模式缺乏经验，民警本身有畏难情绪和恐惧，这些都让管理更加困难。“其实换个角度想想，一个人只要活着，又怎么会对生不抱希望呢？她们只是因为得了病，感到绝望和自卑，就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把自己包裹起来，不再与人接触罢了。”曾娟说。为此，她选择了与艾滋病感染戒毒人员一起锻炼，一起活动，刻意去做出拉手、搭肩这些亲密的接触，就是要告诉她们，她们并没有因为疾病而被人抛弃。“从理性上来说，我肯定知道这些行为是不会被传染的。但是更加细枝末节的东西，我当时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害怕其实也是有的。”曾娟从来没有把这点小心思在艾滋病感染戒毒人员面前表露过。“我下班就去网上查资料，或者问这方面专业的同学。久而久之，也就平常心了。”曾娟说。

　　

　　另一方面，曾娟又把自己学到的这些知识向戒毒人员和民警讲授。她告诉一些刚入所的年轻民警，“你们对这个病有一些想法，很正常。但是戒毒人员的心理也是脆弱和敏感的，你们要学会自己克服，不要在她们面前表露出来。”而对于戒毒人员，她也时常灌输“保护他人就是保护自己”的观念，教会她们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

　　

　　职业暴露她选择默默承受

　　

　　诚然，艾滋病在日常生活的一般接触中并不会传染。但在戒毒所这个特殊的环境，从事专管工作，客观的暴露风险却是始终存在的。

　　

　　对于曾娟的选择，家人明确表示过“不支持”。母亲曾劝她，给领导打报告申请调离岗位，曾娟却觉得“你不去人家也要去，人家要走你还是得去”这样的想法，拒绝了母亲的建议。

　　

　　母亲无奈，只好对她说：“那你以后就少回来一点吧。”曾娟深知，母亲绝对不会对自己说气话，所以这番话多半是认真的。这让她觉得有些哭笑不得——这话的背后是家人对艾滋病的恐惧。

　　

　　2013年3月，一名艾滋病戒毒人员告诉曾娟自己大腿在流血。曾娟立即脱下警服为其止血，并护送到医院。这种血液的接触，如果身上有伤口是可能传染的。曾娟告诉记者，还有一次收治戒毒人员时，这名戒毒人员不愿意接受管教，情绪很激动，大叫“我是艾滋病，你们不要动我”！曾娟带了大队上几个戒毒人员过去，对她说，“我们都有艾滋病，怕啥子嘛！”这名戒毒人员一听曾娟的话，态度顿时软了不少。曾娟回忆起这件事，笑道：“其实我说的是和我同行的戒毒人员，结果她恐怕理解错了，以为我也是艾滋病了。”

　　

　　对是否会被感染，曾娟也曾担心过。但她却想得很洒脱：“如果真的被传染了，大不了我听我妈的，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不回去了。”

　　

　　家庭生活她自认有所亏欠

　　

　　工作17年，曾娟对家人是有亏欠的。

　　

　　2015年，母亲被诊断为肺癌住院。曾娟本想请假回去长期陪护，但是这么多年来，她从来没有因为家人生病而请过长假。如果这次自己请假，母亲就一定会发觉她的病情已经非同小可。

　　

　　为了瞒住病情，曾娟选了一个“笨办法”——上一天班，回去一天。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年底。一个寒冷的冬日，曾娟从成都买药回来，却被医生告知母亲快不行了。“那个晚上，我妈这么要强的人一直喊疼，我就让她靠着我休息。一晚上出了好多汗。第二天早上，我妈就走了。”曾娟回忆说。

　　

　　说起儿子，曾娟想起了一次开家长会的事。有一次儿子考了年级第二，老师让她讲讲教育儿子的经验。“我觉得很羞愧，这么多年我真没怎么管过他，教育经验之类的更是谈不上。”曾娟说。

　　

　　随着省女所的搬迁，曾娟离家近了些。有的时候，周末还可以回去看看。最近她给儿子打电话，说周末回去看他。儿子却说周末和同学约好打球，不用她管了。曾娟有些失落，却也不好说什么，便在电话里嘱咐，出门注意安全，过马路要好好看车。儿子却回答，“知道了，我多大的人了，难道还不知道这些吗”？放下电话，曾娟有些怅然：在她的心里，儿子应该还是一个需要她陪着才敢上街的小孩子，而现实是，他如今已经能够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满城跑了。“我多想他还是个小孩，还需要我来照顾，我还能陪着他一点点长大。”曾娟说完，默默擦干了眼角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