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政法机关如何答好司法体制改革“大考卷”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深圳是第一个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生动缩影。7月24日，十九大后首次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在此地召开。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是政法机关面临的一场“大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政法机关锲而不舍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做成了一批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大事难事。

　　各地政法机关洋溢着改革的热情、到处是政法工作改革创新的火种，探索创造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披荆斩棘、破浪前行，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稳步提升。如何破解案多人少难题？有序放权的同时怎样实现有效监督？……答案一一揭晓。

　　人民群众感受到的公平正义，要体现在每一次诉讼、每一起案件中。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案多人少”成为各级法院、检察院普遍面临的突出矛盾。

　　河南登封人民法院也曾受困于日渐繁重的办案压力，但在2017年，收案量连年攀升后开始下降，今年上半年同比减少10％左右。受案拐点的出现源于登封法院近两年来推进的一整套诉讼制度改革。

　　“这个事本来想要打官司，没想到在家门口把事说成了。”不久前，在登封市卢西村的一起纠纷调解现场，两名村民因相邻关系发生纠纷，民调员李保安调解不成，打电话向法官吴莹求助。

　　2017年以来，8000多起纠纷通过调解机制得以有效化解。对调解中心化解不了、当事人坚持到法院起诉的家事、相邻关系、劳动争议、交通事故赔偿、医疗纠纷等五类案件，登封法院探索设立前置程序，调解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如果问题依然无法解决，登封法院赋予了当事人选择速裁或普通程序的权利。

　　怎样提高当事人选择适用速裁的积极性？登封法院在案件受理费预收时减半，老百姓直接得到实惠。同时，简化庭审程序，简化文书，做到裁判文书立等可取。

　　“简”去的是，简单案件中的重复繁琐，是民众的司法诉累；“不减”的是，对案件当事人合法权利的有力维护，是对公正高效权威的严格要求。

　　在进一步优化职能配置方面，一些地方检察机关着眼于加强专业化建设，积极探索刑事检察“捕诉合一”的办案新机制。

　　2018年3月，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从检20多年的张玉梅，遇到一起令人扼腕的案件。在一家个体美容院，滕某某为艾某某注射了一针美容针剂，这一针下去，被害人艾某某顿时疼痛难忍，眼前一片模糊。等送到医院，被害人眼晴已经失明。

　　通过仔细审阅公安机关的报捕材料，张玉梅发现，滕某某没有从业资格，为非法行医，但卷宗中并无医疗事故鉴定意见。经侦查员说明，被害人伤情应当在轻伤以上，由于张玉梅同时也负责此案的公诉，她很有信心地对此案进行了批捕，并从公诉的角度提出了继续取证的意见。

　　由于“捕诉合一”张玉梅已经对此案的各个环节进行过细致研究，并及时指导收集了证据。案件受理后不到一个月就起诉了，这比正常办案至少缩短了一个月。主审法官认为，办案检察官从批捕、起诉两个阶段紧盯证据，保证了庭审的顺利进行，提高了案件的当庭宣判率。

　　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推进放权给法官、检察官，“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如何建立新型监督管理体系，在有序放权的同时实现有效监督，是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

　　针对司法责任制改革后，院庭长对监督管理案件心存顾虑，存在“不敢管”“不愿管”的问题，河北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最高法规定需要监督的“四类案件”进一步细分为更具辨识度的26种情形。

　　今年3月，法官王萍在审理一起故意杀人案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被告人刘芳在收押期间被检查出异位妊娠，即官外孕。合议庭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适用于刑法第四十九条“对审判时怀孕妇女生命权利的保护”。但是，另一种意见认为，宫外孕属于妇科疾病，而非人们通常认知上的怀孕，因此产生了分歧。

　　“这个案子比较少见，我们查阅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案例，发现是一个空白。”沧州中院法官王萍说，按照“四类案件”阳光监督机制，此案属于必须提交监督的26种情形范围。

　　王萍在阳光监督平台上，将刘芳故意杀人案标注为疑难复杂案件，提请院庭长监督。通过阳光监督平台，主管院长必须对王萍的提请予以批注。这一机制既避免了改革前院庭长不愿管或随意管的情况，也解决了改革后不敢管的问题。

　　解决了“不敢管”“不愿管”的问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管什么”“怎么管”？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积极探索、大胆实践，构建了动态化全流程监控考核体系，既不干扰办案，又能全程全域管理、静默化监管。

　　“检察官执法办案全程监控考核系统”将最高检规定的11大项重点监控内容细化为包括对办案期限是否超期、重大涉检信访评估、法律文书制作使用规范等112项进行全面监控。客观监督检察官在办理每个案件过程中存在的案件质量和程序瑕疵问题。

　　“基层院的监督管理方式正发生着深刻性、根本性变革。作为入额院领导，我感到自己已从一个‘行政式’的业务领导，转变为‘亲历式’的业务监管者。”这是改革带给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静的直观感受。

　　防范错案始终是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永恒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机关一面纠正冤错案件，一面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筑起防范错案的制度堤坝。

　　2018年4月，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法制科接到一起侦查部门流转过来的案卷：犯罪嫌疑人孙红，在公安机关对上海某宾馆套房例行检査时被抓获，现场起获疑似冰毒10包。然而，办案侦査员在送检时未对10包疑似毒品分别封存并编号送检，导致鉴定人员在检验时，将10包疑似毒品混合后一起称重并检测。

　　“以前不注意这些小问题，觉得10小包就是在你身上搜到的，合并在一起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关系很大。”上海市公安局法制总队总队长范宏飞告诉记者，由于作为物证的10包毒品，已经混合为一包，证据原始状态已经消灭，最终导致嫌疑人非法持有毒品的证据不足被释放。

　　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案例并不鲜见。一些确实存在犯罪事实，但又伴随各种证据问题的案件，让执法部门陷于定放两难的尴尬境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重点是严格规范侦查取证行为，加强审判活动的实质性审查把关作用。

　　一起类似的案件，结果却截然不同。2018年5月4日，在接到群众举报后，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天平路派出所民警吴佳炜和同事在某宾馆房间内，现场抓获了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吴隹炜从警不足三年，对于这样的毒品交易案，他是第一次独自处理。

　　到达现场后，吴佳炜打开手机，手机里装有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系统APP，里面内嵌着在上海常见高发的24个罪名的详尽证据标准，点开证据指引页面，选择毒品交易类别，里面详细列出了毒品交易这个罪名的证据标准，共需要找到6个证据链条，11个查证事实环节，52个相关证据材料。

　　“大家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会对我们将来的办案产生积极的影响，能够避免公检法之间，因为认识不统一，而产生的矛盾。”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徐世亮说。

　　有数据显示，在上海公检法司统一办案平台嵌入统一适用的证据规则标准后，法院审理时间减少了约30％－50％，审理质量大幅提高。

　　目前，浙江、安徽、江苏、河北等地已将证据标准规则嵌入刑事案件一体化办案平台中，真正实现了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庭审以证据为中心，筑牢了公平正义的底线。

　　民之所望，改革所向。政法机关承担着大量公共服务职能，要从解决老百姓最难、最怨的事入手，深入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更高效、更贴心的服务。

　　2018年5月2日上午10点，全国统一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中国法律服务网”正式上线，以创新驱动改革这张法网为公众提供了免费、专业、便捷的法律服务，“互联网＋法律公共服务”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中国法律服务网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法律淘宝”。

　　“比如说老百姓想咨询一个法律问题，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一些选项的勾选，这样一步步系统会自动生成，法律咨询意见书。”中国法律服务网系统管理员张兵介绍说。

　　“本以为这个事情要来来回回跑很多趟，开很多的证明，没想到在这个智能服务区就可以帮我把所有的问题和要办的资料都处理好，还直接帮我匹配了专业的律师，真地是太感谢了。”6月25日上午，市民白某来到镇江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自己的工伤保险纠纷该如何处理。

　　取号等候的过程中，工作人员看到了焦急的白某，向她介绍了法律服务机器人“智慧小司”。通过和机器人的对话，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白某就了解了“工伤认定程序”、“工伤赔偿标准”、“伤残等级鉴定”等一系列法律问题。随即，通过无人律所，法律援助中心在互联网端智能匹配、指派了罗律师即时和白某通过线上沟通，最终成功拿到了13万余元的赔偿款。

　　据了解，镇江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一站式的智能服务闭环，改变了以往的工作模式，把普通的法务工作从以往的7个工作日，缩短到了平均15分钟。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便民利民改革。6月29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司法部通报了清理证明事项的通知。这是一次对奇葩证明、重复证明史无前例的大扫除，能直接取消的立即取消，直接取消有困难的2018年年底前必须取消。

　　清晰的目标路径，也指引着公安机关“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入。公安交管部门在实施车检、驾考、事故快处、快赔等改革举措的基础上，今年6月推出优化交管窗口服务，延伸下放交管业务等20项改革新举措。治安部门集中推行实施6项优化营商环境便民利民措施。涉及企业许可备案、户口身份证便民服务，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等多个方面。重庆推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30条，营商环境更加优化，天津实行服务民生，服务企业双十条，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福建80％以上省级公安行政审批事项集中审批，实现一站办理。一项项改革举措，有力回应了人民对改革的期待，也体现了政法机关改革的决心。